与表演艺术相关连的舞台美术,同样起着变化。首先是演出的舞台有了改进。黄梅戏进城之初是在酒楼茶社演唱,场地狭窄。后来进了正式的剧场,活动自如。他们一度在安庆活动的“新舞台”,和“皖钟舞台”,原是演出京剧的场所,有较好的舞台设备,是观众心目中的“花台”。同时黄梅戏在农村由于处境的改善,临时搭起的“草台”也较前为好。除有坚实而平稳的前台和供演员化妆、休息的后台,有时还在台口张帖对联,加以美化。各地一些知识分子改变了对黄梅戏艺人的态度,也愿意为他们效劳。一次黄梅戏在怀宁县江家咀附近演出,当地一位有影响的何先生就将上演的《辞店》、《点大麦》、《劝姑》、《纺棉纱》等剧目名称凑成一副这样的对联:“秋去冬回,《辞店》归家《点大麦》,寒来署往,《劝姑》乘早《纺棉纱》。由于通俗易懂,又结合演出实际,曾为很多人所欣赏。
舞台美术方面变化最大的是服装与化妆。黄梅戏职业化之后,产生了专门带班的班主。他们赖以组班的资本,就是准备着可供各个脚色穿戴的衣物。好一点的班子,身上穿的有男被、女被、男褶子、女摺子、蓝官衣、红官衣等服装多件,外加一件男蟒,头上戴的有小生巾、员外巾、圆翅纱担、尖翅纱帽等多种,外加点翠头面、钻石头面各一付。这样从服饰上,就可以分出人物的贫富贵残,官阶高低。象《张朝宗告潜》中广济知县穿蓝官衣、黄州知府穿红官衣、期广总督穿蟒,官大官小,一目了然。旦行中的贫婆、贵妇、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也可从服饰上区别开来。不象早期那样不分贵贱乱穿衣。在化妆方面,主要的生、旦和花脸脚色,都要戴网子、勒水纱。旦角扮千金小姐,如《绣鞋记》中的刘玉英则包“大头”,除戴网子、勒水纱,还贴片子、上头面。这些服饰和做法都是不断与徽班、京班接触而后形成的。王少舫说,1939年,黄梅戏与京剧的那次合班,“在化装造型上,表演程式上,都受到了京剧的启发,吸收了不少京剧的营养。”实际上,在此前后黄梅戏一直受着京剧的影响。抗日战争前后带班的班主,有的是京班出身,有的也是从京班弄来的行头。加之京剧演员陆续转唱黄梅戏,因此在服装化妆和程式动作方面受京剧的影响是早已开始而又一直延续着,直至解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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